怀念文史专家章培恒：治学当有“古风”
变成了肃然的黑白色。
不是十分意外的消息。章先生患病并有恶化倾向，早些时候就已听说，然而依旧怅然和郁闷，用一位复旦教授的说法，我们失去的，是这样一位“有古风的文史学者”。
21世纪，用“有古风”来说文人学者的机会，已经不多。
“有古风”的章培恒教授平素望之俨然，实则以性情见闻，嗜茶喜酒，讲出的文史逸闻轶事有根有据更有趣，似有魏晋风习。用更现代的话说，有些“才子范儿”；虽然整天专注于古籍，但身为鲁迅先生同乡、上世纪50年代曾受胡风事件牵连的他，在精神上并不与时代世事隔膜；学术上，他受了朱东润、贾植芳、蒋天枢等前辈学人的影响，对着谈起三位并不在眼前的师长时，神情用语总是端肃尊敬的；作为复旦大学的终身教授，研究生们见他多半都说有点怕，因为他重视基本功，对学术研究较真。
文史研究界之外，章培恒大概远算不上著名。毕竟，他不属于那类只须二三十年就能“著作等身”，随时随地都能在电视里露脸儿、报纸上留名儿、对各种热门事件发表见地的那一类专家。相比之下，与所承袭的几位师长一样，他留下的著作实在不多：散论文章不算，早年是一部《洪昇年谱》，中间有一部《献疑集》，晚年出一部《中国文学史》。但几乎每一部，都见得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并不哗众取宠的新判断。往小处论，在30年前，当金庸武侠小说还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时，章培恒就是率先写论文、认为小说首先要做到“自娱娱人”的极少数知名学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章培恒与骆玉明合作新编的《中国文学史》，以深厚的学养，敏锐的视角，以人性为主脉，重新梳理中国文学史，广受赞誉。仅此一部书，足可奠定他一生的学术声名。
认真治学，不以论文著作的数字堆砌成学术成就的“高度”，不在这个时代媚俗从众流于肤浅，这恐怕才该是学术人士“古风”的更重要、更本质特征，也是章培恒先生的治学与做人态度里，最值得我们记取的东西。
可惜的是，这样“有古风”的学人，又少了一位。这样的精神，但愿在学术圈，不止于传承，还将有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