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父贺卫方
以前我写过一篇《上错花轿嫁对郎，歪打正着贺卫方》，老嚼一篇旧文章没多少意思，而且总写一个所谓名人很容易让人不怀好意地联想傍大腕、蹭名气。尽写好的吧，别人会说你谄媚，搞小圈子；倘说不好的，这确实是为活人讳，一不小心就把人得罪光了。好在苍老师除了偶尔假装一本正经的样子说些严肃的话题，大部分时间还是个比较诙谐幽默的人，所以，这篇文章严肃不到哪里去。
之所以还要写一篇我眼中的鹤师，也与一些我认为不恰当的评价有关。人们习惯给他人贴标签，鹤师也不例外被贴上了法学家第一人、公知第一人的标签，盛名之下，要求必有所附，若出了大家的意外，便是一番恶评，仿佛老鹤的一言一行必须有着标本似的的规矩方圆。
我曾说，这世间有一种人叫督战队员。督战队员的工作主要是躲在冲锋陷阵的战士后面，看别人冲锋的动作是否符合*事规范，抬枪的姿势与教官要求的有没有差别，跑得慢的、开枪姿势不标准的很可能被督战队员一枪子儿撂翻，逃跑就更不用说了。督战队员并不负责作战，他们混在战士队伍中，就是专门监督战士有没有作战。
当然，也有一种人，心怀理想，但能力有限，便把自己的理想和情怀投射在别人身上，甚至期望通过别人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比如贺卫方身上，就寄托了很多人的希望。其实几年前，老浦也被别人寄予这样的理想。我记得有人说，老浦在这样一个时刻应该坚定地选择三年，而不是缓三，错过三年，就是错过了将来更宏大的理想。我偶尔也会怼一下人：OK，我认为您是未来的领子和袖口，您现在坐下牢就圆满了。通常情况下，人们转身就走，也不理我，我心里知道，他们并不愿意坐牢，但他们希望别人坐牢，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对贺卫方也是一样，因为被贴上了标签，他就得对得起这标签背后所有的意义。您若不发声，人们认为您苟且，您若发声，人们怨您无关痛痒注了水，不外乎出来讨几个掌声。我想，他们认为老鹤不应该活在人间，而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钉上十字架，受难，才配得起人们赋予他的重望和期待。
我一向的态度是，欲送他人上十字架被火烧、被钉子钉、被石头砸，自己先去示个范、体个验，好玩的话叫上我们啊，我们陪你一起玩，不好玩的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是己之所欲也毋要强加于人，当然这句话是我对那些总在我面前强要拉我慕道受洗的人说的。
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相信人生而自由，也坚信每一个人都拥有不被他人绑架的自由。这个世界不应该存在用你的自由去限制他人自由的自由。
认识贺老师不过七八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与我自己职业有关，对人素无抬头仰望的习惯，骨子里反对一切神化、圣化他人的做法，因为把鹤老师当成鲜活的人来看，反而多了许多尊重和惊讶。有时候甚至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怎么这个他也懂啊？怎么这个他也内行啊？前些天贺老师还说：什么都业余最好，都懂点儿又会点儿又不必太专业，什么一专业就麻烦。
贺老师老幽默了。日本航空公司的机身上有大大的仙鹤图案，他每次从日本飞回北京的时候就自言自语：这是要驾鹤西去啊。
前些日子，贺老师收了一张瓦尔特的报纸版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唱片，收藏界有一句话说，没有报纸版贝六唱片的，在人群中吹牛一定要小声一点，免得被人瞧不起。话说老鹤这下可有得大声吹牛的资本了。换句话说，贺老师对唱片的发烧，超出了我的想象，像我这种流行歌曲都不会几首的人，古典音乐的浸淫从来不敢吹牛。
贺老师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谦谦君子，在网上被人骂了也就骂了，除了心情好跟人讲几句道理，他也没有别的招，这一点不如于建嵘，同样是被肘子攻击，于建嵘出手稳准狠，肘子再也不敢招惹，而老鹤还是彬彬有礼的讲道理，汗，苟年月，谁跟您讲道理呀？
谦谦君子也有嗨的时候，比如课堂里很多人听课，贺老师就会眉飞色舞，佳句连连，自我兴奋。有一次我让他录个课程，他说，人少了我不兴奋怎么办？我说那就多给你找点听众呗。听众确实多了，他讲得也嗨皮了，但问题来了，录下来的课程好多杂音，甚至楼下的柴门狗吠声都收了进来。原定分钟的课程剪辑出来不到分钟，怎么办？我问师父，您是来补录呢，还是重录呢？重录就得分钟全部重来哦？师父说：为了保证课程效果的完整性、一致性，重录。那天一只臭大姐受不了八月的暑热钻进演播室落到讲台上听讲，鹤师又嗨皮了：瞧瞧，我讲得多好，臭大姐都爱听。
前年冬天，我去北大法学院贺老师办公室请他录几本书，要求很简单，法学主业要有，希望文学与社会也不含糊。贺老师果然不含糊，一口气讲了钱钟书，讲了胡适，讲了内藤湖南，博学多才的底色在滔滔不绝的讲述中展露无余。
贺老师早年跟钱钟书先生有过书信交流，其间关乎一把折扇。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在年时被英国驻华公使翻译成了汉语，后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一位大臣董恂又将它改造成了七言律诗。之后这首诗被董恂用中国书法写在了扇面上，作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礼物，在中国代表访问美国时赠送给了诗人朗费罗。钱钟书发现汉译后的《人生颂》背离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人生颂》本身是非常励志的一首诗，而汉译后的诗却表现出了相反的情绪。年，他在哈佛访学期间，在诗人朗费罗的故居找到了当年中国代表赠送给朗费罗的折扇。经过询问，印证了钱钟书先生在文章中对于这把折扇扇面上所写人名的猜想。
鹤师在朗费罗故居找寻这把折扇的经过本身就很有趣。他递给人家一张法学教授的名片，人家说，呃呃，法学家啊，这好像跟您没什么关系。贺老师说自己是钱钟书先生的热心读者，就希望能看看这把折扇。后来被带到地下室，地下室很多抽屉，他就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地翻，终于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了大堆折扇，然后他又一把一把地打开看，最后真的找到了这把署名扬州的折扇，为了确定上面的署名是不是确实董恂，他又专门去哈佛图书馆进行了大量查阅比对，在比对中发现钱先生的文章里边也有问题，诗里边有几处文字是有错误的，他便写了一封信给钱先生，告诉钱老在美国发现了这把扇子，当时钱钟书先生已经病重住院，于是委托杨绛先生写了回信，告诉鹤卫方他见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非常安慰，一是这把扇子居然还在人世间，二是这个发现对于将来修改文章非常有帮助。
最令人欣慰的是，因为鹤师在地下室里的发现，和后来在报纸上的写作，这把扇子已经从朗费罗故居的地下室解放出来重见天日，后来去参观的人们发现，这把扇子陈列在一个非常显耀的位置上。
对一些人而言，贺卫方此举恐怕也叫不务正业。对我来说，人生短暂，怎么样把有限的生命活成不一样的精彩是顶顶重要的，一个人一辈子干一件事没什么可厚非的，一个人一辈子干好多种不同的事情，而且每一样都能干得风生水起，却是叫我好生羡慕的。
我一向是不相信世间有完美人格存在的，我们自己不完美，便强令他人要做到完美自然是可疑的。他的母亲曾经对他说过一句话：看你身边的朋友在任何时候对你都不离不弃，说明你还是一个好人，作为母亲我为你感到骄傲。
在从前那篇旧文里，我曾提到贺老师的出生。生不逢时，偏要出生。
年到年的三年间，中国历史上非正常死亡人数数以几千万计，官方统计不低于0万。那个特殊而荒诞的年代，吃饱饭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老鹤家，发现又有一个生命正在孕育中。*医家庭的惟一便利是搞到药物，所以，贺卫方在母亲腹中已经遭受过多次沉重的药物打击，但生命力太过顽强，这个原本不在计划中的孩子于年7月17日呱呱落地。
那是一个荒诞连着一个荒诞的时代，那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时代，年，贺卫方老师的父亲不堪批斗而自杀，全家被下放回山东牟平老家姜各庄。一个年参加革命，经历过淮海战役、解放南京、 战争的老*人，不，老*医，被他追随的革命家打倒了。
年仅10岁的贺卫方随母亲一起去到了父亲出生的地方。那个赫赫有名的姜各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亚于天津小靳庄，年少的小鹤以他出色的读报能力，承担了替学校去邮局取报纸的工作，也因此有机会在中午时间读遍人民日报的每一个专栏，当然，他最爱的还是副刊，原来汉字可以这么拼接在一起组成优美的文章，这比枯燥的社论好看多了。
上高中时候的贺老师已经初露文艺青年的端倪，经常写豆腐块到处投稿，县里广播站还广播过他写的快板，这对农村少年无疑是莫大的激励，一颗文学青年的心砰砰直跳。
年恢复高考，贺卫方老师当年高中毕业，想到与回城知青同时竞争高考名额，那岂止是三个自信，十个自信都有了，但是，然而，当县广播站的广播念完了所有高考录取名单后，17岁的贺卫方绝望不已。他不打算再考大学，告诉母亲，他只要慢慢写，一定能写进报社做编辑、做记者，母亲说，你写到五十岁也未必能写出个前程，高考是必须参加的，遂瞒着他去报了复读班。
不得不说贺卫方当年的高考志愿，我觉得一定是深受快板被广播站广播的激励，他的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广播学院，第二、三志愿分别为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此处有爆笑声和眼泪花儿，要是北大知道17岁的贺卫方竟然把北大当作第二志愿填报，他们后来会不会接收他到法学院做老师？复读后的贺卫方再也不敢做北大、北广、山大的梦了，但文学青年的梦始终苏醒着、活蹦乱跳着，所以他填了山东师大中文系。
年的8月，邮递员来到姜各庄村，在贺家门口大喊有喜，贺卫方接过挂号信，小心翼翼打开，里面确实是一封录取通知书，但不是山大的（亏得不是山大的），西南*法学院？这是个么子东西？在哪里？重庆又在哪个地方？我有填这个学校吗？这个真没有啊！
到了重庆沙坪坝后，老师告诉他，西南*法学院刚恢复招生，在一个不知道法律为何的时代，不知道西*是必然的，西*当年的生源都是到处要来的，要到山东，只招到15个，离17个名额还差两个，于是问山东师大要上了重点线的生源档案，只要历史清楚（注意，不是清白）就行，大概西*老师认为贺卫方的家世还算清楚，这就拎到西*了。一个文学青年就这样歪打正着地被赶到了一条西方法治思想史学习研究的道路上，并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法学教授，这些年，因为一篇《复转*人进法院》推动了法院职业化进程，也因为持续
